为何高俅要救苏东坡性命-高俅与苏东坡的关系

为何高俅要救苏东坡性命-高俅与苏东坡的关系

　　导语：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，并在诗、词、散文、书、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苏轼和高俅在政治上见解相左，在人生取向上也大相径庭，可以说完全不是同道之人，这两人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?以下是cnfla小编为您收集整理的为何高俅要救苏东坡性命的历史趣闻，欢迎阅读!

　　苏轼的个人简介

　　苏轼(1037-1101)，字子瞻，号东坡。四川眉山人。宋代文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。他与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合称“三苏”。

　　苏东坡八岁入乡学，他聪明好学，很早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文学天赋，十岁时就能写出“匪伊垂之带有余，非敢后也马不进”这类句子，深得父亲苏洵的赞叹。在父亲的指导下，苏轼从小就熟读经典和前人作品，重点学习李白和杜甫。因经常得到师长赞扬，颇为自负地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副对联：“识遍天下字，读尽人间书。”后一白发老妪持一深奥古书拜访苏轼，苏轼不识书中的字，老妪借此委婉批评了苏轼，于是苏轼把对联改为“发奋识遍天下字，立志读尽人间书”，用以自勉，从此传为美谈。

　　高俅要救苏东坡性命的历史趣闻

　　公元1061年，苏轼参加了制科考试，以优异成绩入三等。这一科自宋初以来，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人考上。朝廷授苏轼为大理评事，签书凤翔府判官。这一年，苏东坡才二十六岁。在任上，苏轼提出了不少减轻老百姓负担的措施，老百姓称他为苏贤良。任满后苏轼回到东京，又经过一次考试，苏东坡三十岁时得到一个直史馆的职位。

　　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，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，苏轼23岁考中进士，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，而且皆以诗文名世。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(1069年)开始的。当时，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，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、权开封府推事，而受到神宗信任，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(宰相)的.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，这样，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，争端便由此而起了。

　　王安石以“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不足法，天变不足畏”的勇气锐意改革也是令人起敬的。但关键的问题是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，在“以保守为天性，遵无动为大之教的国人、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，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?王安石思想竣急，无论是起用新人，还是施行新法，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。而苏轼呢?他并非不主张变革，他只是希望不要“太急”了，因为“法相应则事易成，事有渐则民不惊”。因此，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。

　　公元1079年，一场文字狱的灾难降临到苏轼身上。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老百姓的损害，认为新法不能便民，便上书反对。这样做的结果，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，不容于朝廷。于是苏轼自求外放，调任杭州通判。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，任满后，被调往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任知州。

　　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，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。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，大做文章。元丰二年(1079)，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，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，以“文字毁谤君相”的罪名被捕下狱，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苏轼坐牢103天，几乎濒临被砍头的境地。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，苏轼才算躲过一劫。

　　出狱以后，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。到黄州后，苏轼在一片废弃的营地上开垦种地，过上了农家生活。苏轼将这块地叫做“东坡”。不久又修了几间草屋，取名雪堂。这样，在黄州的生活总算有了基本保障，后来苏轼就以“东坡”为号。

　　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，有著名的《猪肉颂》打油诗：“黄州好猪肉，价钱等粪土。富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。慢著火，少著水，火候足时它自美。每日起来打一碗，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这里的“慢著火，少著水，火候足时它自美”，这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。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。而这“东坡肉”也跟着沾光，名噪杭州，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。

　　公元1085年，神宗去世，高太后垂帘听政，司马光当宰相，苏轼也起用为起居舍人。司马光废除全部新法，苏轼却认为新法也有可取之处，于是，司马光对苏轼不满。此时苏轼升为翰林学士，在他周围有秦观、黄庭坚、晁补之和张耒，号称苏门四学士，苏轼实际上成了文坛领袖。

　　此时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成洛党(以程颐为首)、朔党(以刘挚为首)和蜀党(以苏轼、吕陶为首)。苏轼不愿再次卷入政治纷争，请求外任。公元1094年，苏轼被流放到广东惠州和海南岛。公元1101年，苏轼死于北迁途中的常州。

　　宋人高文虎《蓼花洲闲录》说：“苏子瞻泛爱天下士，无贤不肖，欢如也。尝言：‘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。’子由(其弟苏辙，人称‘小苏学士’)晦默少许可，尝戒子瞻择友，子瞻曰：‘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，此乃一病。’”人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，苏轼和高俅在政治上见解相左，在人生取向上也大相径庭，可以说完全不是同道之人，然而当苏门子弟贫不能存的时候，恰恰是高俅反过来救了他们的命，使苏轼子侄得以在南宋重振家风，这或许正得益于苏轼一生“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”，他对谁都以诚相待，才使得政敌也为他的宽阔襟怀所感动。